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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宋瑞秋 张毅

正如托尔斯泰所说“世界上的幸福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每个失败的跨境并购案例都有各自五花八门的原因。让我们假设有这样一起失败的海外并购案例:PE投资人与某上市公司(作为产业投资人)组成财团以高额溢价快速收购了某境外TMT产业公司,可谁曾想到,交割后没几年目标公司就被裁定破产,交易最终以失败告终(本案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海外收购失败的原因一定是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我们借此虚拟案例管中窥豹,从法律角度就如何从交易文件及尽职调查上避免类似的并购风险进行简要的评述。

评述一:避免卖方(尤其是创始人)全身而退,拿着投资人的钱另起炉灶

这类失败案例的关键点是目标公司的创始人股东不仅拿到价款后全身而退,而且另起炉灶,再度发展与目标公司具有竞争性的业务。由于交易文件中缺少相关的限制性约定,导致目标公司及投资人无法出面制止,从而造成了交易的断崖式失败。

不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被收购目标在创始人退出后业绩一落千丈的案例并不少见。尤其是对于Fintech、TMT等新兴产业,一家公司的经营和发展往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始人的个人影响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各项资源,而这些资源也正是目标公司的核心价值所在。投资人收购此类公司时,有时会忽视或者很难考察目标公司对创始人个人影响力的依赖程度。在一些惨痛的失败案例中,某些创始人在交易结束后(甚至在交易前就已经开始布局)从目标公司退出并连同带走这些资源,拿着投资人支付的价款另起炉灶,直接抢目标公司的“饭碗”,导致投资人竹篮打水一场空。

所以,为了防止这种行为出现,我们通常建议在交易文件中要求创始人出具限制性承诺(Restrictive Covenants)并且设置竞业限制条款。在设置竞业限制条款中需要特别留意:

1.明确竞业限制时间及范围

根据每个项目的不同情况,一般来说竞业限制的时限会在3-5年间。我们建议将创始人个人、核心人员以及其各自的关联方(包括关联企业及关联自然人)均纳入竞业限制的范围,避免创始人和核心人员通过代持等各种间接方式规避竞业限制的约束。

同时,应避免在条款中笼统地表述不得从事与目标企业的业务或现有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应当尽可能对“业务”或“现有业务”进行详细定义,包括通过以附件方式具体列明业务内 容、业务领域及地域范围,以免未来在是否存在竞争关系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2. 一般还会搭载非招揽条款

非招揽条款主要目的是限制上述主体对目标公司的客户、高管或雇员的招揽。但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法律差异,对非招揽条款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我们建议投资者还是聘请专业律师来起草及审阅相关条款,避免不受当地法律认可的风险。

评述二:避免选择一次性付款,未分散投资风险

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交易的成功与否。投资人可以采用合适的交易价款支付手段,既能达到激励卖方协助买方促成交割的目的,同时,还可以实现交易过渡期的平稳过渡并完成目标公司的交割后整合,包括限制创始人从事与目标公司具有竞争性的业务。

交割付款并不代表交易的结束,交割后的运营整合才是判断一个海外收购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在一些失败的海外收购案例中,投资人在交割后发现目标公司运营的实际情况并没有达到收购时的预期,原因竟是创始人违反竞业限制条款,直接从事与目标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导致目标公司丢失重要客户,业绩一落千丈。而此时的投资人却因为交易文件中没有适当的条款安排,而无法有效约束创始人的竞业行为。

为避免出现上述情形,投资人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Earn-out机制了(具体使用方法请见我们团队之前写过的“是时候考虑‘Earn-out’了”[1])。Earn-out机制灵活多变,就拿上段提到的竞业限制作为例子——投资人可将竞业禁止期限届满之日作为交易价款尾款的支付时间,若相关主体违反竞业限制约定,投资人则有权拒绝支付剩余的交易价款。如此设置,一方面增加竞业限制条款的约束力,另一方面倘若相关主体真的违反竞业限制约定,则投资人也可及时止损,无需支付剩余价款,大大降低追责成本。

评述三:避免因小失大,忽视海外尽调

有些投资人不愿意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尽职调查上,觉得只需律师在交易文件中加入创始人回购、业务对赌或者赔偿条款就可以保护自身权益了,尽调与否没有实质区别。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海外并购的交易双方处于不同的法律、文化、政策背景中,双方所掌握的信息往往严重不对等,尽职调查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协助投资人确认境外标的情况及交易内容——到底投还是不投、怎么投、以什么价格投、如何与交易文件勾稽等。例如目标公司最大的资产是被授权的知识产权,但是却在交割后发现,几乎所有的授权协议均快到期且续期存在困难,而且有的授权范围并未涵盖中国地区,无法和中国投资人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最终目标公司完全没有达到投资人预期的业绩目标。

海外收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投资人还是花点“路费”聘请专业律师保驾护航来避免并购路上的各样风险,这可比支付昂贵的“学费”强!

[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4NDMzNjMyNQ==&mid=2653144375&idx=2&sn=e8320aa454869dc49170ddf8b5c1f535&chksm=843fae9db348278b71d72903b6afa0c11155b54ed89344f986d4a42178d77dd12e2b62a4c233&mpshare=1&scene=1&srcid=0523vcSwOc3faqNR9upMr6lV&pass_ticket=Ws2iEHrADXu2h3zVvXjy72tuHuaTe7Plm8afkqMgTK%2FZBQJs4%2BI8SZq6rR%2BRVqWR#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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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婕 郭欢 王洪强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通报了17例外汇违规典型案件,被处罚对象涵盖银行、企业和个人,其中,单家银行最高被处罚111.54万元,单家企业最高被处罚3734万元,个人最高被处罚2497万元。

本次被通报的外汇违规案例涉及虚假贸易、内保外贷、利润汇出、分拆资金、及非法买卖外汇等五类,这些案例的共性多体现为通过虚构合法合规的交易形式,来掩盖跨境套利或非法转移资金的真实目的。本次通报案例也突出显示了近期外汇管理部门重点打击虚假欺骗性交易的监管动向

常见问题和风险提示

企业或个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及其它外汇相关规定的,除可能被处以巨额罚款外,处罚信息也有可能被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这会导致受处罚主体日后在融资或跨境收付时遇到障碍。若违规情节严重的,还有可能构成刑事责任。

我们近期处理的数起外汇管理相关案件也恰好与本次通报的外汇违规案例有共通之处。本文我们将分情形对部分典型案例的违规行为进行归纳分析,结合实务经验,就企业及个人在资金跨境收付时可能面临的风险及防范措施进行提示,希望对有跨境转移资金计划的企业及个人有所帮助。

情形一: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

案例: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

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使用虚假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9285.8万美元。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734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虚构贸易对外付汇为本次通报案例中占比最重的违规情形,其中广州某贸易有限公司逃汇案在本次违规被通报的案例中首当其冲,该公司在2016年5月至2017年6月期间使用虚假提单,虚构贸易背景对外付汇9285.8万美元,涉案金额巨大,违规性质严重,被处以罚款高达3734万元人民币。

案例:某地方银行某支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2月至3月,某地方银行某支行凭企业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处以罚没款80万元人民币。

案例: 某大型国有银行某市分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某大型国有银行某市分行凭企业无效提单或重复单证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未按规定在同一银行网点办理转口贸易收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第五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64.48万元人民币。

案例:某大型国有银行某支行虚假转口贸易付汇案

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某大型国有银行某支行凭企业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 该行上述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责令改正,处以罚没款111.54万元人民币。

虚假转口贸易是本次因外汇违规被处罚的银行中占比最突出的违规情形。所谓“转口贸易”,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然后将货物销售给另外一非居民,货物并没有进入或离开该居民所在的国家与地区,即货物不进入居民所在国,一般指企业作为中间商,与其他两个境外交易商分别签订售卖合同,完成货物买卖,赚取买卖差价的行为。

近年来,受到国际贸易总体需求偏弱、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劳动力及其他经营成本增加及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影响,传统转口贸易利润空间缩小。一些外向型贸易企业为了生存,借用转口贸易形式,构造虚假的贸易往来,以此通过资金跨境流动进行套利,即所谓的“虚假转口贸易”。

上述三个案例均为银行凭企业无效提单/重复提单/虚假提单办理转口贸易付汇业务而被处罚的典型。由于部分银行在落实外汇管理政策下“展业三原则——‘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业务’、‘尽职审查’”流于形式,在不法企业虚构转口贸易背景,提交虚假及无效提单或利用重复单证的情况下,实际上对业务真实合规性的审核未得以有效执行,最终导致企业虚构交易进行非法套汇或资金转移的行为得以实现。

那么,在虚构贸易背景的转口贸易被严厉打击的环境下,企业该如何控制法律风险呢?我们认为应当特别注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 坚持贸易真实性、合规性的底线,不虚构交易,不伪造单据。
  • 认识到利用真实贸易背景和真实单据,从事非法套取境内外之间利差汇差的侥幸行为是违规的。例如,利用真实运输单据,真实贸易背景,实际却将货物存放在境内保税监管区域内,获取正本仓单后,通过背书转让货权,构造转口转卖合同以获取境内外之间的利差、汇差的行为不可取。
  • 从事转口贸易的企业向上游公司付汇,和向下游公司收汇,尽量采取以同一币种进行结算的方式,一方面避免了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大大降低了非法套取汇差的空间和可能性。

另外,并非从事转口贸易,而是做一般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公司,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 原则上遵循“谁出口谁收汇、谁进口谁付汇”,所涉及外汇资金汇出,均应有相应进口货物流与之匹配;
  • 原则上应确保货物进出口申报与外汇收支申报一致
  • 定期进行自查或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合规审查,核对公司进出口(进出境)海关数据、外汇收支数据以及财务数据,确认海关申报与外汇收支是否匹配;
  • 若因超规定期限预收货款、预付货款、延期收款以及延期付款等原因导致货物进出口数据与贸易外汇收支不匹配,本着主动消除或减轻危害后果的原则,主动向外汇局进行报告

情形二:违规将利润汇出境外

案例:X餐饮公司逃汇案

2016年11月至2017年3月,X餐饮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违规向境外母公司汇出利润,金额合计885.99万美元。 该行为违反《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六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处以罚款302万元人民币。处罚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

2007年,X餐饮公司在英属开曼群岛注册成立SPV(特殊目的公司),全资拥有同期成立的香港X餐饮公司,而香港X餐饮公司则拥有X餐饮公司在境内开展业务的实体机构。该SPV于2010年在美股上市。李某夫妇当时作为中国公民通过该SPV返程投资“X餐饮公司”,并按规定办理了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外汇登记。

然而,2012年,作为“X餐饮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夫妇移民新加坡,导致他们不再拥有境内居民身份,而成为外国投资者,外汇局认为李某夫妇的移民使其不再符合返程投资相关规定,应适用外商直接投资。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必须在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后,才方可办理后续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出或汇回)等手续,但李某夫妇却并未按规定办理外商直接投资登记及相关外汇管理手续,而后在2016年,李某夫妇所在SPV股权架构发生变化,李某夫妇可能亦未办理外商直接投资的变更登记。

最终,由于因实际控制人移民而导致企业性质发生了变更,但因其未按规定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便向境外母公司汇出利润,“X餐饮公司”被认定为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六条“境外机构、境外个人在境内直接投资,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应当到外汇管理机关办理登记”,构成逃汇行为,受到处罚,经济损失惨重。

为了降低因违规对外汇出利润而被认定为逃汇的风险,我们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实践经验,就相关手续及条件进行了总结如下:

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

外汇相关手续比较

项目 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
登记及监管 由外汇局直接登记管理,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对境内居民设立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实行登记管理。

已取消外汇局的登记核准手续,改由银行直接审核办理境内直接投资项下的外汇登记;

外汇局通过银行对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实施间接监管;

银行应在所在地外汇局的指导下开展直接投资外汇登记等相关业务,并在权限范围内履行审核、统计监测和报备责任。

设立阶段所涉及的外汇手续

境内居民以境内外合法资产或权益向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资前,应当向外汇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境内居民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后,方可办理后续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回)。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自行选择注册地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

完成直接投资外汇登记后,方可办理后续直接投资相关账户开立、资金汇兑等业务(含利润、红利汇出或汇回)。

变更登记所涉及的外汇手续

已登记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发生境内居民个人股东、名称、经营期限等基本信息变更,或发生境内居民个人增资、减资、股权转让或置换、合并或分立等重要事项变更后,应及时到外汇局办理境外投资外汇变更登记手续;

因转股、破产、解散、清算、经营期满、身份变更等原因造成境内居民不再持有已登记的特殊目的公司权益的,或者不再属于需要办理特殊目的公司登记的,应提交相关真实性证明材料及时到外汇局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手续。

外商投资企业后续发生增资、减资、股权转让等资本变动事项的,应办理登记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注销或转为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办理登记注销;

因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利润分配等需向境外汇出资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

其它相关的外汇手续

(1)特殊目的公司完成境外融资后,融资资金如调回境内使用的,应遵守中国外商投资和外债管理等相关规定。返程投资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应按照现行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办理相关外汇登记手续,并应如实披露股东的实际控制人等有关信息;

(2)境内居民从特殊目的公司获得的利润、红利调回境内的,应按照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资本变动外汇收入调回境内的,应按照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规定办理;

(3)非上市特殊目的公司以本企业股权或期权等为标的,对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内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与公司具有雇佣或劳动关系的员工进行权益激励的,相关境内居民个人在行权前应当到外汇局申请办理特殊目的公司外汇登记手续。

(1)简化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出资确认登记管理。将外国投资者货币出资确认登记调整为境内直接投资货币出资入账登记,取消境内直接投资项下外国投资者非货币出资确认登记和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

(2)取消境外再投资外汇备案。境内投资主体设立或控制的境外企业在境外再投资设立或控制新的境外企业无需办理外汇备案手续;

(3)取消直接投资外汇年检,改为实行存量权益登记。相关市场主体应于每年9月30日(含)前,自行或委托会计师事务所、银行通过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报送上年末直接投资存量权益数据。

此外,在实践中,我们也碰到不少的境内股东,未履行境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手续,例如,未在国家发改委以及商务部门办理相关的核准或备案手续,未取得相应的《项目核准/备案通知书》以及《企业境外投资证书》,而是直接在境外登记注册了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当设立的境外公司最终需要将利润汇回境内时,前期手续的缺失不但会导致利润无法顺利汇回境内,还存在被外汇管理部门处罚的风险。

情形三:分拆资金进行逃汇

本次通报的外汇违规案例中,亦有不少涉及当事人利用多名境内个人的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后汇往境外账户的案例。该等行为俗称“蚂蚁搬家”,构成逃汇行为。

案例:广东籍孙某分拆逃汇案

2016年1月至2017年7月,孙某利用34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244.62万美元,用于境外投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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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青、周悦霖

2019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若干规定》的出台是最高人民法院贯彻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中提出的探索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相关要求的具体举措。《若干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衔接,这将有助于全面构建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普通环境侵权责任诉讼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明晰各项诉讼制度分工,深化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的司法保障。在发布《若干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五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典型案例(以下简称典型案例)。本文将结合典型案例,从排污企业角度,对《若干规定》进行四个方面的解读。

一、《若干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其他诉讼的衔接问题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

我们此前曾在《探析丨不同主体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关系》中探讨过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关系,该问题一直是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若干规定》的出台,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关系,即环境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优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补充。[1]具体可归纳为三个原则:

  • 合并审理原则: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过程中,同一损害行为又被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且符合条件的,该法院应当受理并合并审理。
  •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优先原则:法院受理因同一损害行为提起的上述两类案件,应先中止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审理完毕后,就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未被涵盖的诉讼请求依法作出裁判。
  • 补充原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符合条件的原告还可以就同一损害行为造成的、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同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裁判生效后,符合条件的原告也可以就同一损害行为造成的新发现的损害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对排污企业而言,一方面,上述规定明确了对于同一损害生态环境行为,除非存在新发现的损害,原则上只能提起一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或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避免了排污企业因同一行为被重复追责;另一方面,两种诉讼的原告相互支持、互为补充,也将增加企业的应诉压力。

《若干规定》还明确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时《若干规定》没有规定的,可参照适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在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时,是否也可参照适用《若干规定》中的最新规定,未作出明确。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应急处置费用追偿诉讼的衔接

《若干规定》明确,如果实际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机关先提起追偿诉讼主张该费用,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尚未就同一行为起诉,或者已经起诉但是没有主张应急处置费用,那么法院应受理该追偿诉讼,并且在后一种情况中将追偿案件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合并审理;但是,如果原告已经就该行为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且主张了应急处置费用,法院则不应当再受理追偿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规定》明确了应急处置费用只能由实际支出该费用的机关在普通民事追偿诉讼中主张,或者由符合条件的原告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主张,进一步明晰了没有支出应急处置费用的社会组织无权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张应急处置费用。[2]

二、《若干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告的责任承担问题
  1. 明确了将行为违法性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若干规定》明确,被告违反法律法规是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这一规定明显有别于普通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污染者即使合法排污,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3]这种区别规定综合考虑了普通环境侵权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原告举证能力、被告可能承担的赔偿责任的惩罚性以及案件的公益属性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对排污企业而言,确保达标排放、环保合规,虽不能免除私益侵权责任,但可以避免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人民法院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应当考虑被告行为的违法性及主观过错,目前仍无明确的实体性规定,学理上也存在争议。结合通行法理和司法实践经验,我们认为法院应当参照《若干规定》,也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考虑被告的行为违法性和主观过错。

  1. 创新性地将修复生态环境列为一种民事责任方式

《若干规定》将“修复生态环境”列入法院可以判处被告承担的民事责任形式之一,强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修复生态环境。

  1. 按照受损的生态环境是否能够修复区分被告应承担的责任

《若干规定》明确,就受损生态环境能够修复的部分,人民法院应判决被告修复生态环境,同时量化被告不履行修复义务时应当支付的修复费用(包括修复效果后评估费用),被告可能还要承担生态环境受损害至修复完成期间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就受损生态环境不能修复的部分,被告需承担赔偿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

依据原环境保护部2016年6月发布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以下简称《总纲》)8.1.2 e),应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评估生态环境的永久性损害。实践中使用较多的环境价值评估方法是虚拟治理成本法。依据原环境保护部2014年12月印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以该方法计算生态环境损害时,应以污染物排放量乘以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再根据受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乘以1.5-10 的倍数。该方法可能计算出天价赔偿金,甚至高达实际治理成本的10倍。例如,最高法院发布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诉J化工有限公司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以下简称J公司案)中,法院采信了以虚拟成本法计算的环境损害修复费用,判处两被告承担共计2.3亿余元的赔偿金。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规定》没有提及实践中的另一个难点,即如果案涉受损的生态环境已经自行修复,是否可以认为造成了损害?是否应当赔偿?金额如何计算?对此,可以参考典型案例中的绍兴市环境保护局、浙江S有限公司、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经磋商达成的损害赔偿协议。该案中的大气污染物已经被稀释,无需实施现场修复,因此各方在协议中同意被告以替代修复的方式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可见,即使受损生态环境已经自行修复,排污企业可能仍需承担替代性修复的责任。然而,如何选择合理的替代修复方案,确保替代修复的资源能够与实际资源损失的折现量建立等量关系,实践中仍然缺乏明确可操作的规范。

三、《若干规定》细化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受理条件和审理规则
  1. 受理条件

《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受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条件。

一是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包括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包括设区的市,自治州、盟、地区,不设区的地级市,直辖市的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或者受国务院委托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部门。

二是可以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具体情形包括发生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在国家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划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禁止开发区发生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以及发生其他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后果的情形(包括各地区依据《改革方案》要求,根据当地情况具体规定的情形)。

三是磋商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只有原告在与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人磋商不成或者无法进行磋商的,才可以起诉。

  1. 管辖法院及审理机构

由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事关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环境权益,社会影响较为重大,《若干规定》明确规定第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由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实施地、损害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并且,考虑到生态环境损害跨地域、跨流域的特点,明确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经批准可以在辖区内确定部分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该类案件。[4]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也可以报批后裁定移交具备审理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若干规定》还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或者指定的专门法庭审理。这有助于提升裁判专业性,统一裁判尺度。

  1. 审判组织的组成

《若干规定》明确了一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的合议庭应当由法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依据2018年4月28日施行的《人民陪审员法》涉及生态环境保护且社会影响重大的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5月1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还规定,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在符合专业需求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不仅可以参与全程庭审和合议庭评议表决,还有权参加案件调查和调解工作并向诉讼参加人发问。

  1. 举证责任

《若干意见》规定了原告应承担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被告实施了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应当依法承担责任的情形;生态环境受到损害,以及所需修复费用、损害赔偿等具体数额;被告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对原告举证责任较高的要求考虑了原告能够掌握行政执法证据,举证能力较强的特点。

同时,《若干意见》要求,如果被告要反驳原告提出的上述三种情形,不能仅仅提出反驳而是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1. 证据审查规则

《若干规定》明确,生效刑事裁判中所确认的事实除非存在反证,无需另行举证证明。但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同,刑事诉讼对所认定的事实需要满足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只需要满足高度盖然性的条件即可,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当然免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因此,《若干规定》明确,对刑事裁判未予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达到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认定。

《若干规定》也明确了可以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以及当事人诉前委托作出的鉴定评估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纳入证据范围,该规定衔接了行政执法程序、诉前程序与司法审判程序。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涉及多学科、多专业的技术问题,关于审理规则的规定也体现了法院对这类案件审理的日趋专业化。例如,在J公司案中,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认定涉及复杂的技术问题,并且原告和被告分别向法院提交了两份不同的鉴定意见。因此受案法院在庭审的事实查明中充分发挥了技术专家的作用,不仅通知当事人申请鉴定人员、专家辅助人出庭,还依职权邀请了三位专家参加庭审并出具咨询意见,为采信鉴定意见提供了支持。

因此,排污企业为了更好地应对这类案件中复杂的法律和技术问题,应当委托专业律师,并视案件具体情况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提供专家证言、对原告提出的技术性证据进行质证等。

四、《若干规定》强调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和裁判的切实执行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规则

《若干规定》明确,经磋商达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若干规定》还规定了法院受理申请后公告、审查和裁定的内容和公开要求。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和裁判的强制执行

《若干规定》明确,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未全部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案件裁判或者经司法确认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还规定需要修复生态环境的,依法由省级、市地级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相关部门、机构组织实施。

例如,在典型案例中的贵州省人民政府、X劳务有限公司、贵阳K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中,各方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一旦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未全部履行赔偿协议,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地方层面,2019年6月4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环境损害赔偿协议的司法确认问题发布了全国首个《关于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件的若干意见》。

如果企业不能及时支付赔偿,也可以申请分期赔付。《若干规定》虽然未明确对此做出规定,但《改革方案》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意见》规定,可以根据赔偿义务人主观过错、经营状况等因素试行分期赔付,探索多样化责任承担方式。另外,在J公司案中,法院也确定了被告J公司可以分期支付赔偿款项,以维持企业的正常经营。

结语

《若干规定》和典型案例的出台,体现了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严格追究排污企业责任是大势所趋。然而,由于相关司法实践经验还比较缺乏,《若干规定》仅以“试行”方式实施,对一些难点问题暂未作规定。特别是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有一些问题尚不明确,例如:

  • 依据《若干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人与义务人经前置磋商程序磋商不成的,才可以提起诉讼。那么,如果磋商正在进行,同一损害行为又被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法院是否需要等待磋商结果确定才能决定是否受理该诉讼?
  • 《若干规定》未明确同一损害行为先被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被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时,法院应当如何处理。如果对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是否还应中止其审理,优先审理后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 如果就同一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先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审理中存在已经发现、诉讼请求已经涵盖、但是原告无权主张赔偿的费用(例如上文讨论的应急处置费用),这种情况显然不属于《若干规定》中规定的“前案审理时未发现的损害”。那么案件的裁判生效后,还能否再行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以上问题有待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领域,各地未来可能会出台细化规范,最高人民法院也可能随着审判实践的积累对《若干规定》做出补充修改。对于这些未来的变化,我们也将继续保持关注。

[1] 参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司法解释及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文字报道” http://www.court.gov.cn/zixun-zhuanti-aHR0cHM6Ly93d3cuY2hpbmFjb3VydC5vcmcvYXJ0aWNsZS9zdWJqZWN0ZGV0YWlsL2lkL016QXdOTWcyTTRBQkFBPT0uc2h0bWw.html。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九条第二款。另参见王旭光,王展飞:“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新进展“,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375(06),第12页。

[3] 参见《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等规定。

[4] 来源同前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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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King & Wood Mallesons

In June 2019, the Republic of Portugal issued RMB 2 billion panda bonds in China with a tenor of three years. The bonds were actively subscribed by onshore investors as well as offshore investors through the Bond Connect. The final coupon rate was 4.09%.

This project marks the first issuance of Renminbi bonds on the China Interbank Market by a Eurozone country. The offering proceeds will be remitted offshore, adding to Portugal’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used for a variety of governmental purposes, which might be used to support certai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in the future.

King & Wood Mallesons (“KWM”) acted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PRC counsel to the issuer and advised the Republic of Portugal on all aspects of the offering, including drafting and preparation of the offering circular and other relevant offering docume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transaction validates KWM’s unparalleled strengths in providing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legal advice in all aspects of panda bond offerings.

King & Wood Mallesons (“KWM”) acted as the international and PRC counsel to the issuer and advised the Republic of Portugal on all aspects of the offering, including drafting and preparation of the offering circular and other relevant offering document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transaction validates KWM’s unparalleled strengths in providing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legal advice in all aspects of panda bond offe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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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文敏、张乐

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随着规划的公布,一个国际一流的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图景正逐渐显现。未来,粤港澳三地将构建开放型协调创新共同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国际金融枢纽和产业体系,成为我国全面改革开放新格局的新门户。

推进湾区试点金融政策、促进湾区跨境金融产品开发是各湾区成员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因应大湾区发展规划渐次清晰化,去年以来,通过金融资产交易平台实现境内企业应收账款跨境融资已成为市场接受度日益提高的深圳前海自贸区跨境金融试点产品。

本文立足于应收账款跨境融资的湾区实践,简要介绍跨境资金参与境内应收账款融资的最新试点,以及香港、深圳正在研究开发的借助区块链技术赋能的贸易联动融资平台。

境外资金参与境内应收账款融资

在中国现行法规框架下,境外资金可以通过投资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的方式间接参与境内贸易项下的应收账款融资,但需要将境内贸易项下的应收账款以符合中国资产证券化要求的形式进行打包整理。不过,尽管目前资产支持证券或资产支持票据名为私募产品,但其合规准入门槛和信息披露要求不亚于公募品种,对资产要求较高,而供应链贸易链条各方往往因上下游谈判地位悬殊、交易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度不高,具备资产证券化条件的应收账款在潜在融资人资产中占比往往不高。

除以上方式外,境外资金还可通过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下称“前交所”)的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实现境内债权跨境受让交易的目的,从而参与境内贸易项下的应收账款融资。2018年3月8日,深圳某商业保理公司通过前交所向境外投资机构转让保理资产,含4笔应收账款债权,金额为372万元人民币,期限为166天[1]。交易结构大致如下:

在上图所示的前交所应收账款跨境交易中,

  • 保理商向供应商支付转让价款而取得应收账款债权;
  • 境外投资者自境外账户向前交所汇入转让价款(离岸人民币),前交所向保理商转付款项;
  • 应收账款到期时,境内债务人向前交所的境内账户支付应收账款债权金额,前交所继而向境外投资者的境外账户转付款项(人民币)。  

反观传统交易模式,因应收账款跨境转让导致债权人变更为境外主体,境外资金方的资金进入将形成境内债权人的对外负债,必须完成外债审批和登记程序,否则境内债务人到期还款时将难以完成跨境支付手续以实现资金出境。而在前交所此类应收账款跨境转让的人民币结算试点方案下,前交所作为保理商和境外资金方的受托代理人,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许可的跨境人民币外债额度内统一管理,协助双方完成跨境资金流动。

自偿性与跨境贸易融资的痛点

自偿性是贸易融资的基本属性,贸易背景的真实性是自偿性得以实现的前提。

自2015年来,笔者所在团队经办了大量以应收账款为现金流支持资产的直接融资项目,不论是否涉及跨境要素,每个项目最大的难点和痛点在于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对应收账款贸易背景的审查。无论是债券通还是在上述跨境资金参与境内应收账款融资的前交所试点方案,金融产品本身也仅仅是从资金通行角度为跨境贸易融资提供了桥梁和可能性,其本身并无法解决跨境贸易融资中的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问题。

纸质化单据多且交易习惯不规则,所有交易都无法通过事后审查完全还原交易原貌、仅凭合同和发票能否证实一笔贸易的真实性、客户提供的履约证明材料能否与该笔贸易融资的基础交易严格一一对应、某笔交易是否存在重复融资……实操中,各种问题不一而足。由于核查难度高的客观原因,在竞争压力和逐利动机之下,市场中大部分金融机构不断放宽对贸易自偿性的要求,甚至演化至以核心债务人的强确权(或称买方确认)或强信用主体的独立担保承诺替代每一笔融资的贸易背景实质核查。贸易背景真实性实质核查的缺失和对贸易自偿性的选择性漠视,助推贸易融资被异化为“融资性贸易”,各种匪夷所思的贸易融资造假案件层出不穷。

只有交易信息公开透明,融资效率才能真正提高,方能满足贸易融资的商业需求。如何真正把贸易背景真实性落实到位,真正把控跨越不同关境和法域的货物流、单据流和资金流,实现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可核查,进而确保贸易融资的“自偿性”,使得境内企业应收账款资产获得境外投资者的真正认可,将是大湾区跨境贸易融资得以持续发展的大课题。

区块链+供应链的进阶融合

作为大湾区合作的重点之一,金融科技能否促进大湾区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的高效便捷流通,在金融创新背景下,为跨境贸易融资提速?目前市场对此主要寄希望于区块链技术的深化与应用。的确,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不可篡改等技术特点有助于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由此,金融行业的普遍共识是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将会成为区块链最为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在境内外,利用区块链技术提速贸易融资效率已有多方尝试:

  • 2016年9月,英国巴克莱银行率先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全球首笔出口贸易结算交易。尽管该笔信用证业务在开证、审单、提货等环节与传统流程并无二致,但巴克莱银行首创利用区块链技术完成了信用证项下的电子交单。
  • SWIFT(即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目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银行都使用SWIFT系统,信用证基本均采用SWIFT电文)自2016年开始实施区块链DLT(分布式账本)专项实验,并于2018年3月发布了实验报告。
  • 2017年5月,香港金管局携手多家银行共同发起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涉及业务包括借贷、信用证、保理、出口信贷和保险等。通过区块链技术平台,实现数据等相关流程的统一,增加流程效率、透明性和安全性,有效降低欺诈风险。
  • 2017年10月,IBM与多个国家的银行机构合作开发区块链贸易融资平台,帮助银行及其客户将目前手动的纸质贸易融资流程自动化。
  • 2018年5月,汇丰银行官方向外宣布,已经使用区块链技术完成全球首笔贸易融资交易,成功出具一份信用证,不仅实现了无纸化,且大大缩短交易时间。
  • 自2017年以来,境内银行、BAT企业纷纷试水在其供应链金融平台引入区块链技术。

由上可见,就现状而言,无论境内还是境外,绝大多数引入区块链技术的贸易融资平台的“可证”起点仍晚于应收账款的生成时点,绝大多数区块链技术在贸易融资领域的应用仍停留在融资环节,并未触及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的底层痛点。

根据笔者的观察与理解,供应链交易数据涉及企业的采购及资金管理,属于核心商业信息,仅为提高贸易融资背景核查效率目的而要求交易各方(尤其对于不愿意配合对方融资的一方而言)开放其供应链交易数据的理据并不充分,对数据安全的信赖风险始终是掣肘区块链技术真正赋能供应链金融的重要原因。于是,我们也关注到,市场上出现了为理顺供应链上下游资金融通需求的大型企业通过在其自身及上游供应商、客户之间自建可信虚拟社区的模式,简化或放弃社区内各主体之间相互交易的贸易背景真实性核查,构建类区块链效果的封闭式供应链金融平台。鉴于目前货物流、单据流和资金流等贸易背景要素上链运作的制度和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笔者认为,区块链与供应链双链融合的实现亟待政府方面的政策推动。至于在跨越三个关境和法域的大湾区内有关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统一制度与通用基础设施建设如何落地,更是待解难题,需要中央、粤港澳三地政府及企业、民间的高度智慧与努力。

大湾区实践

我们留意到,香港金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分别在2017年和2018年陆续牵头以区块链技术为核心的贸易融资平台,有望通过政府方的主导提高交易各方对平台数据安全管理的信心,开放各自的供应链管理和贸易流的真实数据,从而提高交易效率及准确性,降低融资风险、减少人为错误,提高融资透明度,避免重复融资及融资诈骗。

  香港 深圳
平台 贸易联动 湾区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
主导方 香港金管局主导,由香港贸易融资平台有限公司管理及拥有,最终控股实体为香港银行同业结算有限公司。 该项目由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实验室与央行深圳分行共同推动和协调
其他参与方   包括多家商业银行和核心企业
功能 通过贸易文件数码化,帮助贸易参与方在该平台上有效核实及传输贸易文件;使用加密技术,确保只有贸易参与方才能共享贸易资料,参与方可利用贸易资料向银行申请融资;将发出发货收据、采购单及收据对账等交易流程自动化。 该平台旨在开展应收账款、贸易融资等贸易融资活动,同时为贸易融资提供了一个监管系统,可以实时监控各种金融活动。根据相关报道,核心企业与供应链中小企业的交易信息全部被记录在区块链平台上。
未来 “贸易联动”与欧洲区块链贸易平台we.trade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将以进行一项“概念验证”,研究如何对接彼此的区块链平台。两个技术平台对接,为亚洲和欧洲的跨境贸易走廊数码化提供了准备条件,并为对接不同大型区块链平台建立规范。 平台第二期工程将包括跨境贸易、税收和未来海关的联通。

结语与展望

作为深度参与贸易融资的法律专业服务机构,我们深感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研发对贸易融资领域金融创新而言固然重要,但其对贸易融资这一细分金融领域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却远不及克服和解决贸易背景真实性核验这一贸易融资天生的痛点和难点。在跨境贸易融资中,暂不考虑境外投资者与境内应收账款资产持有人为关联方的情形,由于法律、地域、文化等客观因素隔阂,基础交易的透明可视是境外投资者最为关注的投资决策要素之一。未来或可寄望于区块链技术和其他金融科技手段的引入,以期在区块链技术支持下对供应链信息的防伪溯源,企业之间封闭可信社区的建设与扩容以及政府资源传导下的公共可信社区的创建,有助于交易各方放心地将其商务流信息接入区块链平台,彻底消除交易信息不对称对供应链金融发展形成的阻滞。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1] 商业保理专业委员会网站:http://www.cfec.org.cn/view.php?aid=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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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2019年6月12日,中烟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简称“中烟香港”,股票代码:6055.HK)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中烟香港本次全球发售的股份总数为166,670,000股(超额配售权行使前),发行价为每股4.88港元。通过本次上市,中烟香港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提升其全球品牌知名度,并支持其未来业务战略部署,具有深远意义。

中烟香港是中国烟草国际有限公司(简称“中烟国际”)负责资本运作及国际业务拓展的指定境外平台。中烟国际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简称“总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通过组织烟草制品的贸易及监管海外附属公司的运营和总公司的境外投资,承担总公司国际业务的管理及运营工作。总公司集团为中国唯一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制度从事烟草专卖品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的实体。中烟香港主要从事四大业务,分别为烟叶类产品进口业务、烟叶类产品出口业务、卷烟出口业务及新型烟草制品出口业务。

金杜在本项目中担任发行人的中国法律顾问,在整个上市项目过程中为发行人提供了全面、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自项目启动以来,金杜参与了项目前期行业情况调研、重组方案论证、重组核心文件起草以及与香港联交所多轮沟通等各阶段工作。就本项目进程中的重点中国法律问题的解决,金杜提供了大力支持,最终协助本项目顺利完成。

本项目的负责合伙人为苏峥刘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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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融资本部合伙人 胡静

红筹这么简单的事情,千万别弄复杂了。通过问答形式,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直指核心,带您轻松解密红筹、抓住红筹的本质与重点问题。后续我们将继续推出问答系列,包括如何搭建红筹、红筹架构的融资交易、典型行业红筹架构、红筹回归等专题。

问答系列一:什么是红筹

  1. “红筹”的法律内涵是什么?

“红筹”本身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法律法规并没有对“红筹”进行界定,更多的是一种坊间提法,是一种形象的、对在境外上市的中概股(red chip)的相关称法。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中所称“红筹”,均指“小红筹”结构。“大红筹”及“小红筹”的区别请见下文第4点。

2. 为什么要搭建红筹结构?

从当前市场来看,最直接的原因是:红筹结构实现了资本运作承载主体的变更。红筹结构中,上市发行以及融资主体不再是境内公司,而是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多为开曼公司)。进一步而言,由于资本运作主体为境外主体,红筹结构具备了如下天然优势(列举一二为例):

  • 回避了境内证券市场的种种条件和门槛,使得中国权益企业实现境外间接上市,适用境外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享受门槛较低较简捷的上市程序,并拓展了资本运作的可选市场,享受中外资本市场差异化红利。
  • VIE结构可在一定情况下,回避境内法律法规对部分行业外资准入的禁止/限制性规定。
  • 境外公司治理方式带来更灵活的员工激励、类别股等制度空间。

3. 红筹结构=VIE结构?

答案为:否。红筹结构的本质是以搭建境内外结构的方式实现中国[1]境内权益(更常见的是股权)被境外主体合并的一种股权架构,VIE结构[2]属于红筹结构的其中一种常见架构,红筹结构还有另外一种主要形式与VIE结构对应,即直接持股架构。

以上图为参照,红筹结构最核心步骤是:①创始团队层层设立BVI公司/开曼公司/WFOE —–> ②使用WFOE收购或通过控制性协议合并境内运营主体(一般为持牌主体)。

当然,搭建红筹结构过程中,根据不同项目的具体情况和诉求,将涉及外管登记、原股东境外落地、资金流转、关联并购问题、税务成本(e.g.最近大热的开曼实质法)等各方面的具体细节和设计,结构和步骤相对复杂和全面。后续的问答系列中我们将进一步讲解。

4.  “大红筹” v.s. “小红筹”

“大红筹”与“小红筹”的区别主要是在于控股股东境外投资形式的不同。“小红筹”更多地是指以自然人控股、通过个人境外投资搭建的红筹结构;“大红筹”则多见于以境内法人境外投资形式搭建的红筹结构。当涉及到控股股东以境内法人境外投资的形式搭建红筹结构时,应特别注意避免被认定为“大红筹”的可能。

“大红筹”来源于1997年颁发的“红筹指引”[3],具体规定可见脚注。为简便起见,在上文红筹结构的语境下,“大红筹”指的是境外公司由“中资公司”[4]控股的红筹结构,大红筹企业在境外上市,需由中资控股股东负责向人民政府和证监会提交审批申请。

可见,“大红筹”的核心要素是“中资”以及“控股”,但法规并未对这两个要素作出进一步的界定。“中资”是否限于国资、“控股”如何衡量,在搭建红筹架构时应具体考量,以免被认定为“大红筹”结构而增加审批等合规风险。

5. 近年来红筹结构的典型新特点

这些年随着国内法规及资本市场的变化,红筹结构也从最早比较单一的结构出现了更多进阶发展,以下我们简单列举几点,在后续的问答中将详细讲解:

  • 37号文时代。2005年11月1日实施的《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5号,下称“75号文”)霸屏了近10年,一度是红筹业务最关键的操作法规。2014年7月14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4]37号,下称“37号文”),废止了75号文,并针对市场变化重新对境外投资进行了梳理,对境外投资的外管登记流程和要求进行了一定调整,红筹全面进入37号文时代。
  • ODI通道改变传统红筹结构。自2009年商务部发布《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并逐步放开企业境外投资(下称“ODI”)以来,众多中国企业通过ODI通道实现对外投资。红筹结构中也出现越来越多通过ODI方式落地境外的中资股东。由此,“大红筹”及上市公司分拆[5]等问题成为红筹结构中新的关注点。
  • 境内机构股东外翻成为关键。早期市场中,搭建红筹结构多为初创期企业,多数企业境内股东只有创始人团队或天使投资人。随着资本市场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和成熟,多数企业在搭建红筹结构前已经在境内完成了多轮融资,机构股东从数名到数十名不等,其中大多数是境内机构。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这些机构股东通过不同的方式在境外公司层面实现相应的持股,包括但不限于境外投资、境外关联实体、境内外双层结构等方式。由此,如何设计机构股东外翻方案成为红筹结构搭建中十分关键的一环。

后续的问答系列中,我们将进一步深化讲解,以红筹结构为中心、结合不同角度及领域,以点带面,形成完整的红筹业务知识体系。敬请期待!

[1] 仅为本文简便之目的,不包含港澳台。

[2] VIE,指可变利益实体;VIE结构,是指通过一系列协议安排,实现对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报表及控制。

[3]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管理的通知》(“红筹指引”):“凡将境内企业资产通过收购、换股、划转以及其他任何形式转移到境外中资非上市公司或者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以及将境内资产通过先转移到境外中资非上市公司再注入境外中资控股上市公司在境外上市,境内企业或者中资控股股东的境内股权持有单位应当按照隶属关系事先经省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同意,并报中国证监会审核后,由国务院证券委按国家产业政策、国务院有关规定和年度总规模审批。”

[4] 为简便起见,将“红筹指引”中所描述的若干情形统称为“中资公司”。

[5] 此处是指境内上市公司持有红筹境外公司股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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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2019年6月6日,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因赛集团”,股票代码:300781)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发行价格16.53元/股,发行股份总数为2,113.5355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募集资金总额约人民币3.49亿元。

因赛集团自2002年成立以来,一直为客户提供包括数字营销、公关传播和媒介代理在内的整合营销传播综合服务,致力于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品牌营销智慧服务集团,助力客户建立有国际竞争的市场领导品牌”。

因赛集团于 2019年4月首发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2019年5月获中国证监会发行批文。金杜团队作为发行人律师全力协助因赛集团完成从改制为股份公司到发行上市各项工作,为公司提供了全面、系统、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在其成功上市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展现了严谨的工作态度、丰富的经验和敬业精神,得到了客户、保荐机构及其他中介机构一致好评和认可。

本项目的主办合伙人为林青松刘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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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Mark Schaub, Xue Han and Atticus Zhao

Autonomous vehicles on roads seems inevitable. However, a number of major breakthroughs will need to take place before fully autonomous vehicles will be driving in the streets. A key breakthrough will be the capability of the vehicle to be fully aware of the ever changing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being able to make decisions correspondingly on a virtually real-time basi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the capability of an autonomous vehicle to “see” and “understand” its surroundings is a prerequisite for the vehicle to making right decisions when driving. To achieve this level of awareness will require each autonomous vehicle to be outfitted with advanced sensors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f the driving environment, including cameras, various radar and/or LiDAR[1].

Sensors are the eyes and ears of autonomous driving.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sensors will need to be processed by software algorithm to enable the vehicle to understand the information and act accordingly e.g., decelerate or accelerate? Where to steer? When to brake?).

Currently, many carmakers, auto suppliers and high tech companies are testing L3 or L4[2] autonomous vehicles. To achieve the required level of automation, large volumes of real-scene data will need to be collected by the sensors from the surroundings in order to train and improve the software algorithm. This will enable the algorithm to be effectively aware of the driving environment and decide upon specific actions to be taken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gathered.

During the data collection, the sensors of the test vehicle generally will capture the images and information of other vehicles, pedestrians, cyclists as well as traffic signs, traffic lights, road edges, traffic lanes, other infrastructure and landscape.

Accordingly harvesting and analyzing data are key for many carmakers, auto suppliers and high tech companies. Moreove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ctive in China will often intend to transfer all or part of such information collected in China to their headquarters or affiliates overseas for further processing, e.g., labelling, validation and function development, etc.

However, both driving a car on China’s public roads to collect data through sensors equipped on vehicles (“Data Collection”) and transferring such data abroad (“Data Transfer Abroad”) may give rise to legal risks under PRC law.

The legal risks inherent in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Data Transfer Abroad include:

  •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China,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tivities are strictly regulated due to issu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over demarcation of borders and state secrets.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 defined broadly under PRC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 According to Article 2 of the PRC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fers to the surveying, col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shapes, sizes, spatial position and attributes etc. of the key elements of natural geography or man-made facilities on the surface,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in processing and providing of the obtained data, information and results.

The PRC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 requires that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China be carried out exclusively by entities holding a license issued by the relevant governmental authority.

For the Data Collection, if only radar and cameras are used then the likelihood (in our opinion) that such activities will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under PRC law may not be high. However, use of positioning units and/or LiDAR will likely lead to such data collection falling within the scop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The risk level will increase if the Data Collection is conducted by a foreign entity or a foreign invested enterprise (FIE).

  • Legal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

Surveying and mapping in China has been restricte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for years. Several types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tivities are prohibited to foreign investors such as land surveying and creating electronic navigation maps.

In the Catalogue of Industries for Guiding Foreign Investment (2017 Revision) (“2017 Foreign Investment Catalogue”),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has been added as an activity prohibite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This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Special Management Measures for the Market Entry of Foreign Investment(“2018 Negative List”).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was defined in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on Surveying and Mapping Qualification[3] (“2014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s a sub-category under the category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engineering. [4]

Under the 2014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refers to the activities of processing the real-view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nd data collected in moving status utilizing various sensors integrated in moving vehicles on the ground. We believe the concept of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covers both activities of collection and processing of real-view geospatial information.

As mentioned above,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was prohibited for foreign inves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2017 Foreign Investment Catalogue which took effect in July 2017. In late 2017,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foreign automakers facing restrictions when driving around China and taking photos and recording GPS coordinates. [5] Some commentators have stated that the prohibition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activities was aimed at curbing growing activities of similar surveying and mapping activities by FIEs for autonomous cars.

Accordingly, if FIEs collect data only with cameras and radar, it is less likely that such activities will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However, if positioning units and/or LiDAR are also used then the Data Collection is very likely to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 Road Testing and Map Creating

If the Data Collection also includes testing autonomous driving function for example L3 or L4 function on highways then such activities must be conducted in designated road testing areas by licensed vehicles. Conversely, if the Data Collection is conducted by licensed vehicles on designated areas, the risk that the activities be deemed as surveying and mapping or Ground Moving Surveying will be lower.

In addition, if the Data Collection involves the creation of high definition maps then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prohibited unless the entity holds a mapping license.

  • Mitigating Measures – Cooperation with a licensed mapping firm

The Data Collection will likely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if the categories and/or level of details of the data collected is equivalent or similar to data collection for mapping and surveying.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GPS, INS or equivalent positioning unit and/or LiDAR are used.

For this reason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may need to team up with a licensed Chinese mapping firm.

  • Privacy

In addition to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issue, another concern is about privacy.

The Data Collection involves cameras constantly scanning and recording images of pedestrians, drivers of other vehicles and/or cyclists on the road or just the background. This naturally will result in privacy concerns.

Strictly speaking, express consent should be obtained from individuals concerned if facial features are captured. However, it is unrealistic to obtain the consent of each such individual for capturing his/her image by the cameras on the vehicles. China’s efforts to protect privacy are accelerating. One example is that on 28 May 2019, the 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 (CAC) issued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Data Security (Draft for Comments) (“Draft Data Security Measures”)[6], pursuant to which network operators are required to file with the local branch of CAC if they collect important data and personal sensitive inform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business operation. Apparently, such collection will be subject to greater scrutiny in the future.

We recommend companies follow best practices in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the images of pedestrians and other individuals involved, for example, face blurring software should be in place to the extent that no individual can be recognized from the image.

Please refer to our article Self-driving Cars – How to Balance Technology and Privacy for more analysis on privacy.

  • Data Transfer Abroad

The general legal requirements on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is established under China Cybersecurity Law (CSL).

The CSL sets out different requirements for and restrictions on network operator and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perator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as the “CII”;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operator as the “CII Operator”), including some general duties and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Following the issuance of the CSL, the CAC published for public comment first draft of Measures for the Security Assess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to be Transmitted Abroad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on April 11, 2017, which further clarifies detailed definitions, scopes and steps for conducting security assessment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to be transmitted abroad as stipulated in the CSL. Subsequently, on July 10, 2017, the CAC published for public comment first draft of Regulations of Critic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Protection (the “Draft Security Regulations”), which outlines the scope of CII.

(a)       Network operator and CII Operator

Under the CSL, “network operator” means the owner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e network as well as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7] And CII Operator refers to an operator that operates the networks used in public communications, information services, energy, transportation, water conservancy, finance and public services as well as those networks the failure of which may harm the national security, economy or public interest. The CSL requires CII Operators to retain, within China[8]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collected and produced during operations in China. Although the scope of CII has been broadly outlined in both CSL and Draft Security Regulations, the definition of CII Operator has not been expressly provided.

(b)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data localiza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7 of the CSL,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collected and produced by CII Operators during their operation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C shall be stored within the PRC. If it is indeed necessary to provide such information and data to overseas parties due to business requirements, mandatory security assessment shall be conducted accordingl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though having not come into effect yet, significantly exp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data transmission restrictions from “CII Operators” to also include “network operators”[9].

If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guidelines take effect in the future in their current drafts,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collected and produced by a network operator during their operation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RC shall also be stored within the PRC.

(c)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According to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a network operator will need to conduct a self-assessment to transfer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important data outside the PRC unless the volume, size and nature of the data to be transferred reach certain threshold where a mandatory security assessment conducted by relevant regulatory authorities will be required.

The Draft Data Security Measures issued on 28 May 2019 echoes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on the expansion of data transmission restrictions from “CII Operators” to include “network operators”. Furthermore, the Draft Data Security Measures provide that transmission of important data needs approval of competent authority or division of CAC at provincial level. If the Draft Data Security Measures take effect in the current form, it will likely mean all the transmission of important data abroad will need approval from authorities and self-assessment system established under the Draft Assessment Measures may not apply.

In addition,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Quality Supervision,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together with the Standardization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C has published for public com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 Guidelines for Security Assessment of Data Cross-Border Transfer (the “Draft Guidelines”) on August 25, 2017.

The Draft Guidelines sets out a long list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hat will be treated as important data. It is also notable that the Draft Guidelines specifies that the following three circumstances constitute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including: (i) providing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to entities which are located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but not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China or not registered in China; (ii) the data is not transmitted to and stored in any places outside the territory of China, but can be accessed and viewed by foreign institutions,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except for public information and webpage visits); or (iii) internal data is transmitted overseas within the network operator’ group.

Based on the Draft Guidelines, providing offshore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with “read” access to the data located in China will also likely constitute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In addition to CSL, there are also requirements under the China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s on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From the CSL, its implementing regulations and draft guidelines, China i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regulating system for data transfer abroad. While CII Operators will generally be subject to stricter assessment process than a network operator, China is likely to tighten its regulating on transmission of data abroad regardless of whether it is a CII Operator or network operator. Compounded with the legal requirements under the CSL, there are also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s and State secret law that prohibit transferring or providing sensi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broad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s such, for the Data Transfer Abroad, it is not only subject to the restrictions under CSL, but also subject to the surveying and mapping laws and State secret law. We suggest any entity that intends to transfer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Data Collection consider the following:

  1. Self-evaluating whether itself is a network operator or CII Operator;
  2. Setting up internal security system on the access of the data collected;
  3. Conducting internal review on the data collected and remove any sensi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any information that is likely to be deemed as State secrets for the data already collected;
  4. For any data already transferred abroad, ensuring the offshore entities receiving the data to cease using, and remove any such data that may contain sensi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personal information or any information that is likely to be deemed as State secrets; and
  5. Considering the necessity of the Data Transfer Abroad and, if so, preparing for the security assessment particularly if the Draft Data Security Measures take effect in its current draft – but should bear in mind that the chance of obtaining approval will be remote.
  • Summary

In the development of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large volume of data needs to be collected by the sensors from the driving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ensors as well as to train and improve the algorithm to understand the data and take proper action.

However, collecting such data by driving a car on China’s public roads will have legal implications in respect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China’s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ivacy. Entities that have such data collection plan in China should consider these potential legal risks and adopt mitigation measures to reduce the level of risk.

In addition, while there may be commercially valid reasons to transfer collected data abroad for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cost reduction purposes, the data transfer restrictions established under the CSL coupled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sensitiv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tate secrets means that entities planning to transfer such data abroad need to plan carefully.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such as AI and autonomous driving. For foreign investment,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ssued the 2018 Negative List and the list of restricted or prohibited areas has been greatly shortened. However, given the deep rooted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s of the authorities, the restrictions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surveying and mapping may not be relaxed soon. In addition, China may also strengthen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localization of important data. For many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the Chinese market will be too big to ignore or put in the too hard basket. Accordingly, it will be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planned activities carefully and adopt an approach that does not stray into sensitive PRC issues.

[1]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s whether a LIDAR is a must for an autonomous vehicle. For example, Elon Mask appears not a fan of LiDAR. See https://www.teamblind.com/article/Musk-thinks-lidar-not-needed-for-self-driving-a1bBe6G1

[2] Based on SAE levels of automation.

[3] In Chinese: 测绘资质分级标准

[4] In Chinese 地理信息系统工程

[5] http://fortune.com/2017/12/15/china-self-driving-car-foreign-security/

[6] 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in Chinese

[7] Article 76(3) of Cybersecurity Law of the PRC.

[8] Not including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9] Article 2 of Measures for the Security Assessment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mportant Data to be Transmitte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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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学 陈俊宇 王超

如在之前文章中所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与《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出台后,网约车的监管进入系统式监管时代,对于网约车企业而言,运营成本和合规成本明显上升。尽管如此,移动出行市场的庞大市场需求和供不应求的局面仍然激励着众多企业纷纷跨入移动出行行业。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对国内网约车公司的业务模式、交易架构等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网约车企业知多少

根据交通运输部在2018年10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截至2018年10月,各地已经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合计已经超过100家。单从投资者的背景来看,国内的网约车公司大概分为以下几类:

  1. 互联网企业背景的网约车公司,比如滴滴出行、美团打车、高德地图。其中,滴滴出行作为互联网领域的初创企业,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在交通运输行业进行创业;而美团打车、高德地图则是分别从团购、地图等其他互联网领域跨界进入移动出行行业。
  2. 汽车租赁企业背景的网约车,如神州优车、首汽约车,最初分别依托神州租车、首汽租车发展而来。传统的汽车租赁公司由于受到汽车租赁管理法规的限制无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网约车新规的出台则为汽车租赁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业务出口。
  3. 交通运输企业背景的网约车公司,比如广州公交集团投资开发的“如约的士”,宜昌交运集团投资开发的“峡客行”。这些网约车平台体现了传统交通运输企业应对行业变革、利用互联网进行转型升级的尝试。
  4. 主机厂背景的网约车公司,如吉利旗下的曹操专车、上汽旗下的享道出行。在互联网新经济的冲击之下,主机厂不甘于成为移动出行公司的普通硬件供应商,开始把出行服务作为转型的方向之一。
    业务模式

投资者的背景不同,往往意味着企业在可获得的资源支持、发展思路等方面存在差异,由此也衍生出了不同的业务模式。总体而言,目前网约车公司开展业务主要存在以下几类模式:

  1. C2C模式,即网约车公司提供服务平台,对乘客的出行需求和社会车辆及司机进行实时匹配,并收取一定比例的“提成”作为收入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网约车公司不直接持有车辆和司机,仅是作为中介,借助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信息发布服务,撮合双方达成交易。这种轻资产模式比较受互联网企业的青睐。简而言之,我们理解,C2C模式的四方主体(网约车平台、劳务提供方、车辆提供方、乘客)之间实际存在着内部和外部两大法律关系:①外部法律关系即网约车平台与乘客之间成立的运输服务合同关系,网约车平台向乘客承担承运人的责任;②内部法律关系即网约车平台与劳务提供方、车辆提供方之间成立的劳务关系、车辆租赁关系等法律关系,三方根据彼此之间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2. 需要注意的是,从网约车平台、车辆提供方(如汽车租赁企业)、劳务提供方(如劳务公司)的三方关系来说,网约车平台不是客运服务的提供方,而只是撮合方。很多网约车公司往往也会在用户服务协议中向声明其自身只提供信息匹配服务,客运服务实际由第三方主体提供。但是,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应当对乘客承担承运人的责任,确保提供服务的车辆具备合法的运营资质,提供服务的驾驶员具有合法的从业资格。我们理解,这一规定背后的逻辑可能是,网约车平台公司尽管不持有车辆或司机,但是通过网约车平台将车辆、司机等生产要素组合起来为乘客提供客运服务,并且在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定计费规则、服务规范,并掌控着费用支付流程等),对于乘客而言,网约车平台具备了承运人的外观特征,形成了自身的客运服务品牌,所以应当向乘客承担承运人的责任。
  3. B2C模式,指由网约车公司提供车辆和司机,为用户提供租车服务,并收取一定费用作为收入的模式。这种模式下,网约车公司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采购车辆,会形成较重的资产负担,但对于主机厂背景的网约车企业而言,网约车公司可以利用母公司在汽车制造和销售的优势,降低车辆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并且还能够拉动母公司的汽车销售,可以说具有独特的价值。
  4. B2B模式,即近期兴起的“聚合模式”,比如高德地图通过接入首汽约车、曹操出行、神州专车等其他出行服务商,用户可以在高德地图APP一键呼叫多个网约车平台的车辆。严格来说,聚合平台并非网约车公司,并不直接面向用户提供客运服务,而是只是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流量引导,车辆管理、驾驶员管理、费用支付等实际上仍由各网约车平台公司分别负责。
  5. 需要注意的是,网约车的业务模式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每家网约车公司的业务模式也不是完全相同的。随着移动出行业务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各种业务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有的网约车公司虽然以C2C模式起家,但也在着手打造自己的运营车队,以谋求对运力有更大的掌控;而主要从事B2C业务的网约车平台,也开始对第三方企业开放,允许第三方企业在平台上接单并向乘客提供客运服务。另一方面,每家网约车企业也在根据商业、合规等方面的需求,对平台、司机、车辆、乘客之间的关系进行着内在调整,探索最适合企业自身的业务模式。
    交易架构

每家网约车公司其实都是一个由若干关联实体组成的企业集团。企业集团的整体架构如何搭建,是注册在境内还是在境外成立控股公司后进行返程投资,需要综合考虑投资者的实际情况、业务模式、未来融资及上市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目前,国内的主要网约车公司主要有两种交易架构,即内资架构和外资架构。

目前,国内的主要网约车公司主要有两种交易架构,即内资架构和外资架构。

  1.  内资架构

内资架构指私募融资及拟上市主体设立在中国境内并通过该主体控制其他下属境内公司的股权架构。首汽约车等公司采用的是境内架构。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披露的信息,首汽约车的股权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融资和上市的角度来说,内资架构比较适宜未来在中国境内上市,上市前的私募融资也以引入人民币投资为主。内资架构的网约车公司也可以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以H股的方式上市,但考虑到目前H股上市公司的内资股并非常态化的全流通(获得中国证监会试点特批的情形除外),只有融资功能没有变现功能,在上市前对私募投资机构的吸引不大。

2. 外资架构

红筹架构是指私募融资及拟上市主体设立在中国境外(常见注册地为开曼群岛)并通过境外主体对中国境内进行投资、通过直接持股或者VIE方式控制境内运营实体的股权架构。

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外商投资经营网约车业务的,还应当符合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由于《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管理规定》已于2018年11月10日被废止,《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也未将道路旅客运输列入负面清单,因此,网约车业务不属于外资准入限制或禁止的行业。但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暂行办法》的规定,如果网约车业务涉及经营电信业务的,还应当符合电信管理的相关规定。对于采用C2C或B2B业务模式的网约车公司而言,其网约车平台可能构成提供第三方交易平台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涉及到增值电信业务。根据《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2016 修订)》等法规的规定,增值电信业务属于外资准入限制行业,外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电子商务除外),而且,外方主要投资者应当具有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良好业绩和运营经验。因此,如果网约车公司采用外资架构,而且业务模式涉及增值电信业务的话,则存在外资准入限制的问题。实践中,通常采用VIE架构来解决外资准入限制的问题。

以美团打车为例,美团打车是香港上市公司美团点评的下属子公司,采用的就是外资架构。另外,由于美团打车的运营主体上海路团科技有限公司有从事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务),并且取得了《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80570),因此也采用了VIE架构。根据美团点评的招股书,截至美团点评于2018年9月在香港上市之时,美团打车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从融资和上市的角度而言,境外架构有助于公司吸引国际资本的投资、利用国际低成本的资金,而且便于在境外上市,上市门槛较低、难度较小、确定性高、周期短,股票锁定期较短,对私募投资者吸引力更大。不过,在外资架构下,网约车公司获得的境外融资需要调入境内使用,需要遵守外汇监管相关法规。

实践中,有些网约车公司因为融资及上市的需求发生变化而对整体架构进行调整。比如,神州优车和易到用车原本采用的是境外架构,但在2015年左右为实现境内上市而调整为了内资架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A股和新三板市场处于繁荣期)。神州优车已经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但易到用车迄今未能实现境内上市。

     结语

无论是业务模式还是交易架构,从来都不是单一或者固定不变的。对于网约车公司而言,在搭建项目整体架构时需要充分考虑项目本身的实际情况和商业上的需求,并可在运营过程中根据需要适时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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